乡镇企业已走过四十年。1984年3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《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》，同意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，明确乡镇企业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。
它极大解放了生产力，对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起到极大作用。正如同志1987年的一句著名判断：“农村改革中，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，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。”
我们把乡镇企业视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举办的企业。如今，在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，从乡野到近郊，仍有诸多村镇集体经济组织持续运转。只是与40年前村镇劳动力普遍富余不同，本地村民大多去往城区工作，村庄相对人少地多，由此，土地资源成为集体经济的第一资源，而集体经济的角色也更接近于资产管理者，而非具体生产经营的组织者。
农村集体经济发展，需发挥“关键少数”的作用。如今现状如何，能否为“共同富裕”做出更大贡献？
在上海，一些位于近郊城乡接合部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，潜在具备多样的发展路径。不过，相关方面在依托本地资源禀赋，并服从上位用地性质规划，努力盘活资金、资产和资源的过程中，也遇到各种瓶颈。而这些尝试和困惑，或许正对应解放生产力、走向共同富裕的钥匙，是当下格外值得关注和思考的。
结合近半年来在上海闵行区华漕镇、闵行区浦江镇、奉贤区金汇镇等地多个村集体的走访调研，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尝试对现状进行一些梳理，给出针对性的对策参考。
土地是村镇集体经济组织的重要生产要素。以“农村资本进城，城市活力返乡”为理想图景，一些村镇集体经济组织，多年前就凭借魄力和眼光，投资购置了市区的办公楼等项目，其投资收益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。
金汇镇投资建在浦东新区金桥路的金台大厦，就是其中典型一例。这栋大楼现在租给一家食品企业作为办公总部。这家食品企业，正是金汇镇重点支持的明星企业，也将部分工厂设在金汇镇。最新的消息是，金汇镇免去了这家企业2023年金台大厦的租金。
投资了这类地产项目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，各镇大体会有两三个。在村集体经济整体收入中，这类投资收益占据大半。哪怕面对经济下行的局面，需要减免租金抱团取暖，也得留住这些租户。如果说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决策者，过往的角色更像是企业家，当下的工作重点则是优化营商环境。
而在土地流转层面，当下上海在推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，但相应的规定条件很难对投资者构成吸引力。比如，需要参考市区地价，还要上缴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能用来搞商品房开发。另外，企业对成本最敏感，当下项目审批的时间较长，更是不利于村集体经济的发展。
除了经济下行的外部因素，各方也在消化内部转型的阵痛。近年来，上海各村在持续进行“低效用地减量化”。大量村级工业区被清理掉，村级集体经济的租金收入受到严重影响，一些村庄甚至需要依靠财政补助资金。经营收入骤减，治理成本递增，对村镇形成严峻挑战。另外，就连实施“低效用地减量化”本身，村里也需要更多资金撬动，否则无法腾挪原有设施。
有些村子也在努力消化这些影响，甚至将其转化为百姓增收的“抓手”。比如，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调研的几个村，都有村干部提到，村里在过往拆违过程中，把认定违章的设施保留下来，补办手续，改为村级资产，或定义为村里公益设施，才能使其在日后的盘活资产、招商等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，进而形成更多创新机制。还有很多村子，集中归并低效用地之后，清理了“老旧破小”的设施，让老百姓的房子更容易整栋出租，还能享受公建配套，也是卓有成效的增收手段。
即便村子有一些资源，也需要有条件顺应外部需求来调整变化。否则，村级集体经济也会停滞不前。比如，有的村子的工业园区在2004年成为第一批郊区“都市型工业园区”，相应地块在2005年被划为航天产业片区。之前的工业园区停止发展，至今，新的产业也并未开发入驻。因不符合时下高新技术发展需求，无法承接相应产业，相应园区只能相对低效地运作。
研究员了解到，作为基层组织单位，各村并无招商考核指标。但实际上，这与人民群众的满意度紧密关联，不少村干部都背负着不小的压力。
“整村运营”，也是时常被提及的概念。上海近郊地带的村镇，有很多路径可以选择。由于近年来地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，这些地方城镇化程度往往较高，距市中心更近，更容易承接工业生产和就业，也可在此基础上营建人才公寓，成为外地求职者落脚大城市的第一站。与此同时，因为用地性质和历史传统等，这些地方又具备乡野的特质，在农业基底上进行升级，则可形成无人机智慧农场，或打造林下经济、农文旅以及养老等产业。
浦江镇的汇中村，村口有一些公共设施，包括儿童游乐设施和养老院。 王昀 图
如前所述，土地要素的价值是最高的。村里更乐意留下厂房、设施等，便于招商，否则没有抓手。但这些设施往往零星分布，令土地不能连片，无法形成规模，不利于农业的整片运营或开发。由此，到底是往前一条路走，借助设施去招商，还是向后一条路去，在农业基础上发展，一些村子在此踌躇不前。
长期来看，对集体经济增收而言，土地和房产投资的逻辑，可能会逐渐行不通。村子需要尽早考虑一些能够长效增收的办法。这些近郊的村子，大多要承担保粮保菜的功能。这就需要村集体经济组织，能与相应的主理人，基于土壤自然的属性，形成更为良性的陪伴关系。奉贤区就成立了百村集团，“助力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集群培育”。
而在这种共同成长的逻辑之上，需要有规划设计先行，为相应配套的服务、可能孵化的创新，打开更多可能性。比如，如果发展林下经济，需要建设供护林员居住的管理设施，必须改变一小块地的用地性质。这样，企业或主理人才会在此踏实发展。还有，有的村子希望开辟马术俱乐部，却无法改变用地属性。在这些方面，乡村规划师或许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。
很多村子也遇到这类情况，多年前只顾资金流，未考虑长远，把土地租出，现在尚未到期，也难以清退。长期陪伴与共同成长，需要考虑长时间的租约。各方共同进行长远打算与规划设计，而不是“网红“之后留下一地废墟，这对于保护乡村风貌、留住乡愁也都十分重要。
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出去创业或在城市工作，周末才回村。这就自然形成类似通勤村的格局，也让人联想到多年前的“周末工程师”。客观上，这可以让城市的活力回到乡村，甚至也是吸引人才的方法。在信息洪流中，固定场所办公的格局早已打破。村子也需要一些能够承接这类生活方式的地方，让人能更好地在城市忙碌，在村子安顿自身。
比如，运用村委会的楼房，有的村子引入了训犬师直播间，还有宠物养老院，配合相亲的市集活动，以及露天咖啡。对面一大片无人农场，年轻人乐得自在。产业、设施和功能的交叠，其实正是创新和活力的源头。
或许，村集体需要考虑的是为村民托底，但这要依靠相应的主体能在村庄持续运营，需要服务市场主体。另外，作为特别法人，目前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是税务主体，在参与市场经济行为时，只能通过村属实业公司，按公司涉税行为缴纳税款，这部分税负较重。亟需为其减轻负担。
无论在什么路径上发展，关键还是要增强流动性。这就需要理清主体，为其赋权赋能。如果说外来资本会拉大贫富差距，那么就要设计更为合适的架构，向着更为理想而可持续的PPP（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）的方式推进。不妨结合实践，从头思考其中的原则，在偶然性之中，各方探索在土地上搭建共同成长的机制，不断接衡。
